话剧《萨勒姆的女巫》:拷问时代的理性

2015年1月14日,北京。话剧《萨勒姆的女巫》演出结束后,导演王晓鹰走上舞台,向这部剧的作家、“美国戏剧界的良心”阿瑟·米勒致敬。时隔12年重排此戏,有人认为是为了纪念阿瑟·米勒去世10周年;也有人认为,是因为这部戏今时今日仍有让国人醍醐灌顶的力量。

小温应朋友之约到北京的国家大剧院看话剧,出门前,妈妈问她看什么,她迟疑地说:“不是《萨达姆的女佣》,就是《萨达姆的女人》。”

小张告诉家人她去看《萨勒姆的女巫》时,经历了类似的“无厘头”提问——“那是部魔幻剧吗?和《哈利·波特》有关系吗?”

当晚在国家大剧院既没有飞来飞去的扫帚,也没有充当邮递员的猫头鹰。萨勒姆是美国马萨诸塞州真实存在的一个小镇,而女巫无论在历史上还是舞台上,都是虚幻的存在。

这部号称美国剧作家阿瑟·米勒“政治倾向最浓郁”的剧目,讲述了17世纪在萨勒姆镇发生的巫术恐慌,揭露了人性的高尚和软弱。

剧院官方微博上写道:“在激烈的审判、阴森的教堂布景和演员近乎疯狂的演绎中,观众不由被卷入这个黑色漩涡;当绞索猛然坠下,信仰与生命赤裸相对,观众也不禁屏住呼吸,扪心思索……”

《萨勒姆的女巫》演出的气氛严肃又安静。两个半小时的5幕话剧一气呵成,幕间换景时,有观众试探性地鼓掌,却没得到响应。前两幕节奏缓慢,记者身边一名男观众烦躁地不断变换坐姿,甚至低头查看手机。而最后两幕高潮叠起,观众席中不时传来不约而同的掌声、赞叹和惊呼。

时隔12年再次上演,该剧保留了2002年的演员阵容。很多当年扮演小姑娘的演员已成了“孩儿他妈”,但她们仍回到舞台上,演绎了当年的角色。

观众的反应各式各样,有人赞叹演员的表演让“内心跟着抽搐”,也有人对浓重的翻译腔和演员中世纪风格的服装、假发提出异议,认为艺术的形式应向时代靠拢。国家大剧院微博页面上,观众有限的评论中,涉及这部话剧思想和内核的少之又少。

中国首次排演此剧是在1981年。当时,上海长江剧场连演52场,场场爆满,买票的人从黄河路一直排到南京路。散场后,观众还会三五成群地找地方坐坐,倒一倒被这部剧勾出来的一肚子话。

1978年,阿瑟·米勒访华,接待他的是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时任院长曹禺。米勒后来回忆,他知道曹禺是中国的知名作家,但曹禺说:“你是美国的剧作家?我从没听说过你。”这让米勒心中不乐。早在上世纪60年代,梅邵武就撰文介绍过米勒的作品和影响力,但因发表在内参上,传播范围有限。著名剧作家夏衍特意给梅邵武打电话,让他将那篇文章找出来,“赶紧复印了给黄佐临寄去”。

黄佐临当时是上海人民艺术剧院院长,负责在上海接待米勒。有了准备后,他和米勒相见甚欢,他告诉米勒:“我们很早就介绍过你,在内部刊物上刊登过你剧本的故事梗概。”米勒十分高兴,
更多精彩尽在这里,详情点击:https://paraguaymoney.com/,萨勒尼塔纳队黄佐临借机让他向中国观众推荐一部戏,他就交出了《萨勒姆的女巫》的剧本,说:“这部戏必会得到中国观众的理解。”

米勒的预料应验了。观众对该剧的反响非常热烈,很多人边看边流泪,觉得剧中的美国冤案和“”造成的冤情很相似。有观众看了演出后对米勒说,她不敢相信这出戏出自美国人的手笔。

美国驻沪总领事馆时任新闻文化领事何大伟,带全家人到长江剧场看了戏后,告诉执行导演吴培远,他感到出现在舞台上的是一群“活生生、真实的美国人”,“比我在美国看的演出还要好”。

美国的活动在二战结束后就出现了苗头,麦卡锡只是将其变成全国性的恐慌。美国社会实录《光荣与梦想》中称,对于什么是人,人们并无一致的概念。“对有些人来说,(人)是苏联间谍;对另一些人来说,指的是交党费的美国党员;而对罗斯福和他政治主张的无数死敌来说,是个含混的词,一切社会改革都包含在内。”

米勒本人就是麦卡锡主义的受害者,他自称《萨勒姆的女巫》是绝望的产物。他认为,当时压抑的社会氛围与法西斯的崛起和反犹主义不相上下。共和党打击的异己,好莱坞也必须将艺人名单交给麦卡锡的委员会审查,任何与左翼沾边的演艺人士都会遭封杀。“触动我的是自由派,他们明明对麦卡锡主义这种侵犯人权的行为不满,但害怕一旦大声反对,就会被看作。”

1951年,因为米勒之前的电影剧本出现过布鲁克林的罢工,他的名字和剧本都被“请”进了联邦调查局的办公室。制片人为保证影片的拍摄,甚至要求他将剧本中的黑帮角色改成员,他拒绝后立刻受到了反美指控。“在40年代末、50年代初,道德不存在了。没人敢心口如一地直抒胸臆。”他说。

1867年担任萨勒姆镇镇长的查尔斯·厄珀姆曾就女巫法庭出版过两卷本的研究报告,这让米勒找到了创作的切入点。1952年,米勒前往萨勒姆镇阅读巫师审判的档案,从中找到了戏剧中的人物。

感受到“时代创伤”的米勒拿起笔时,“绝望喷涌而出,一发不可收拾”。他惟一的担心是这样的类比过于明显:1952年的美国虽然没有了女巫,却“到处都是及其同情者”。

他花了1年时间写完了包含21个人物的5幕线日在百老汇马丁·贝克剧场上演。首演当天,百老汇主要报纸的大标题都写着“13名红色人士被判有罪”。在这种政治气氛下,观众和评论界的冷淡反应都在米勒的意料之中。

1954年,麦卡锡遭遇了全国上下的声讨。《萨勒姆的女巫》再次上演,轰动一时,不断加演,并且斩获托尼奖。

1996年,亚瑟·米勒在《纽约客》杂志上回忆了创作该剧的心路历程。“我认识的人几乎都忘了约50年前美国是什么样子。”“我仍记得那段岁月,但我已失去当时那种致命的恐惧。恐惧不随记忆旅行,正如同它能歪曲正义一样,恐惧的丧失也会抵消回忆的真实性。对于一代人深深的恐惧,后来人可能一笑置之。”

曾在美国引起政治清洗,给无数人带来噩梦的麦卡锡主义,已很久没出现在美国当代的主流话语中。米勒也说不清,这样的健忘到底是福是祸。

1692年2月到1693年5月,在当时还是英国殖民地的美国马萨诸塞州,发生了一系列“猎巫事件”和法庭审判,200多人被指控实施巫术,20人被绞死,其中多数是女性。

就连幻觉和梦境都被巫师法庭当作确凿证据。只要指控者言之凿凿,被控者就百口莫辩,逃脱绞刑的惟一办法就是“认罪”——承认和魔鬼做了交易,并指认其他人也施行了巫术。

直到1702年,殖民地最高法庭宣布萨勒姆的巫师法庭非法,那些被戕害的冤情才得以昭雪,被害者亲属获得了600英镑的赔偿。250多年后,也就是1957年,马塞诸塞州政府才正式为1692年的宗教迫害而道歉。

美国作家凯瑟林·休斯认为,《萨勒姆的女巫》“通过大难临头时人的种种表现——软弱、自私、叛卖、告密、见风使舵、逃避责任以及坚定、隐忍、忠诚、无畏等,向人的良知发出呼吁:人需要对自己的行为负责,一个人既不能逃避责任,也不能否认其后果”。

美国心理学家菲利普·津巴多通过“斯坦福监狱实验”得出结论:善恶之间并非不可逾越,环境压力会让“好人”干出可怕的事。在1692年的萨勒姆,女巫和巫术成为村民发泄私愤的渠道,而旁观者也不愿站出来主持正义,而是倾向于明哲保身。米勒说,人们自我麻醉的理由是“他们(受害者)一定有什么地方不对劲”。很少有人愿意承认,当时的社会集体失去了理性,随意惩罚无罪之人。

“我越是阅读这些资料,越觉得它与1950年的美国有相似性。”米勒在1952年感慨道。

“历史总是相似的。”一名中国观众在1981年看过《萨勒姆的女巫》后,写信给黄佐临说。

2015年,网友“期待夏天的梨”向朋友力荐该剧,理由是“这个时代,大众的歇斯底里和莫须有的指控仍然存在”。

2015年1月14日,北京。话剧《萨勒姆的女巫》演出结束后,导演王晓鹰走上舞台,向这部剧的作家、“美国戏剧界的良心”阿瑟·米勒致敬。时隔12年重排此戏,有人认为是为了纪念阿瑟·米勒去世10周年;也有人认为,是因为这部戏今时今日仍有让国人醍醐灌顶的力量。

小温应朋友之约到北京的国家大剧院看话剧,出门前,妈妈问她看什么,她迟疑地说:“不是《萨达姆的女佣》,就是《萨达姆的女人》。”

小张告诉家人她去看《萨勒姆的女巫》时,经历了类似的“无厘头”提问——“那是部魔幻剧吗?和《哈利·波特》有关系吗?”

当晚在国家大剧院既没有飞来飞去的扫帚,也没有充当邮递员的猫头鹰。萨勒姆是美国马萨诸塞州真实存在的一个小镇,而女巫无论在历史上还是舞台上,都是虚幻的存在。

这部号称美国剧作家阿瑟·米勒“政治倾向最浓郁”的剧目,讲述了17世纪在萨勒姆镇发生的巫术恐慌,揭露了人性的高尚和软弱。

剧院官方微博上写道:“在激烈的审判、阴森的教堂布景和演员近乎疯狂的演绎中,观众不由被卷入这个黑色漩涡;当绞索猛然坠下,信仰与生命赤裸相对,观众也不禁屏住呼吸,扪心思索……”

《萨勒姆的女巫》演出的气氛严肃又安静。两个半小时的5幕话剧一气呵成,幕间换景时,有观众试探性地鼓掌,却没得到响应。前两幕节奏缓慢,记者身边一名男观众烦躁地不断变换坐姿,甚至低头查看手机。而最后两幕高潮叠起,观众席中不时传来不约而同的掌声、赞叹和惊呼。

时隔12年再次上演,该剧保留了2002年的演员阵容。很多当年扮演小姑娘的演员已成了“孩儿他妈”,但她们仍回到舞台上,演绎了当年的角色。

观众的反应各式各样,有人赞叹演员的表演让“内心跟着抽搐”,也有人对浓重的翻译腔和演员中世纪风格的服装、假发提出异议,认为艺术的形式应向时代靠拢。国家大剧院微博页面上,观众有限的评论中,涉及这部话剧思想和内核的少之又少。

中国首次排演此剧是在1981年。当时,上海长江剧场连演52场,场场爆满,买票的人从黄河路一直排到南京路。散场后,观众还会三五成群地找地方坐坐,倒一倒被这部剧勾出来的一肚子话。

1978年,阿瑟·米勒访华,接待他的是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时任院长曹禺。米勒后来回忆,他知道曹禺是中国的知名作家,但曹禺说:“你是美国的剧作家?我从没听说过你。”这让米勒心中不乐。早在上世纪60年代,梅邵武就撰文介绍过米勒的作品和影响力,但因发表在内参上,传播范围有限。著名剧作家夏衍特意给梅邵武打电话,让他将那篇文章找出来,“赶紧复印了给黄佐临寄去”。

黄佐临当时是上海人民艺术剧院院长,负责在上海接待米勒。有了准备后,他和米勒相见甚欢,他告诉米勒:“我们很早就介绍过你,在内部刊物上刊登过你剧本的故事梗概。”米勒十分高兴,黄佐临借机让他向中国观众推荐一部戏,他就交出了《萨勒姆的女巫》的剧本,说:“这部戏必会得到中国观众的理解。”

米勒的预料应验了。观众对该剧的反响非常热烈,很多人边看边流泪,觉得剧中的美国冤案和“”造成的冤情很相似。有观众看了演出后对米勒说,她不敢相信这出戏出自美国人的手笔。

美国驻沪总领事馆时任新闻文化领事何大伟,带全家人到长江剧场看了戏后,告诉执行导演吴培远,他感到出现在舞台上的是一群“活生生、真实的美国人”,“比我在美国看的演出还要好”。

美国的活动在二战结束后就出现了苗头,麦卡锡只是将其变成全国性的恐慌。美国社会实录《光荣与梦想》中称,对于什么是人,人们并无一致的概念。“对有些人来说,(人)是苏联间谍;对另一些人来说,指的是交党费的美国党员;而对罗斯福和他政治主张的无数死敌来说,是个含混的词,一切社会改革都包含在内。”

米勒本人就是麦卡锡主义的受害者,他自称《萨勒姆的女巫》是绝望的产物。他认为,当时压抑的社会氛围与法西斯的崛起和反犹主义不相上下。共和党打击的异己,好莱坞也必须将艺人名单交给麦卡锡的委员会审查,任何与左翼沾边的演艺人士都会遭封杀。“触动我的是自由派,他们明明对麦卡锡主义这种侵犯人权的行为不满,但害怕一旦大声反对,就会被看作。”

1951年,因为米勒之前的电影剧本出现过布鲁克林的罢工,他的名字和剧本都被“请”进了联邦调查局的办公室。制片人为保证影片的拍摄,甚至要求他将剧本中的黑帮角色改成员,他拒绝后立刻受到了反美指控。“在40年代末、50年代初,道德不存在了。没人敢心口如一地直抒胸臆。”他说。

1867年担任萨勒姆镇镇长的查尔斯·厄珀姆曾就女巫法庭出版过两卷本的研究报告,这让米勒找到了创作的切入点。1952年,米勒前往萨勒姆镇阅读巫师审判的档案,从中找到了戏剧中的人物。

感受到“时代创伤”的米勒拿起笔时,“绝望喷涌而出,一发不可收拾”。他惟一的担心是这样的类比过于明显:1952年的美国虽然没有了女巫,却“到处都是及其同情者”。

他花了1年时间写完了包含21个人物的5幕线日在百老汇马丁·贝克剧场上演。首演当天,百老汇主要报纸的大标题都写着“13名红色人士被判有罪”。在这种政治气氛下,观众和评论界的冷淡反应都在米勒的意料之中。

1954年,麦卡锡遭遇了全国上下的声讨。《萨勒姆的女巫》再次上演,轰动一时,不断加演,并且斩获托尼奖。

1996年,亚瑟·米勒在《纽约客》杂志上回忆了创作该剧的心路历程。“我认识的人几乎都忘了约50年前美国是什么样子。”“我仍记得那段岁月,但我已失去当时那种致命的恐惧。恐惧不随记忆旅行,正如同它能歪曲正义一样,恐惧的丧失也会抵消回忆的真实性。对于一代人深深的恐惧,后来人可能一笑置之。”

曾在美国引起政治清洗,给无数人带来噩梦的麦卡锡主义,已很久没出现在美国当代的主流话语中。米勒也说不清,这样的健忘到底是福是祸。

1692年2月到1693年5月,在当时还是英国殖民地的美国马萨诸塞州,发生了一系列“猎巫事件”和法庭审判,200多人被指控实施巫术,20人被绞死,其中多数是女性。

就连幻觉和梦境都被巫师法庭当作确凿证据。只要指控者言之凿凿,被控者就百口莫辩,逃脱绞刑的惟一办法就是“认罪”——承认和魔鬼做了交易,并指认其他人也施行了巫术。

直到1702年,殖民地最高法庭宣布萨勒姆的巫师法庭非法,那些被戕害的冤情才得以昭雪,被害者亲属获得了600英镑的赔偿。250多年后,也就是1957年,马塞诸塞州政府才正式为1692年的宗教迫害而道歉。

美国作家凯瑟林·休斯认为,《萨勒姆的女巫》“通过大难临头时人的种种表现——软弱、自私、叛卖、告密、见风使舵、逃避责任以及坚定、隐忍、忠诚、无畏等,向人的良知发出呼吁:人需要对自己的行为负责,一个人既不能逃避责任,也不能否认其后果”。

美国心理学家菲利普·津巴多通过“斯坦福监狱实验”得出结论:善恶之间并非不可逾越,环境压力会让“好人”干出可怕的事。在1692年的萨勒姆,女巫和巫术成为村民发泄私愤的渠道,而旁观者也不愿站出来主持正义,而是倾向于明哲保身。米勒说,人们自我麻醉的理由是“他们(受害者)一定有什么地方不对劲”。很少有人愿意承认,当时的社会集体失去了理性,随意惩罚无罪之人。

“我越是阅读这些资料,越觉得它与1950年的美国有相似性。”米勒在1952年感慨道。

“历史总是相似的。”一名中国观众在1981年看过《萨勒姆的女巫》后,写信给黄佐临说。

2015年,网友“期待夏天的梨”向朋友力荐该剧,理由是“这个时代,大众的歇斯底里和莫须有的指控仍然存在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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